武夷山第十六洞天之升真元化洞天

   武夷山被列为道教的第十六洞天,武夷道教的历史,大致以南唐元宗李景之弟李朗佐于保大八年(公元950年)访道入武夷山时为始,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……

 
  道教做为一种有组织、有经籍、有道仪活动的教团被承认,固然是西汉太平道的传播之后,但道教的前教史却可追溯到东周老子创道家学派时期,甚至可追溯到商周的巫术。巫术、鬼神崇拜鬼神的夷越地区和老子创道家学派的楚文化地区。“武夷山一带古代闽族人民的楚文化渊源问题,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历史根据。史载:‘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’,高阳后裔‘陆终生子六人’,‘三曰彭祖’,相传武夷山得名来自彭祖的两个儿子彭武和彭夷……传说彭氏兄弟开发武夷山区的时代,也与悬棺葬的年代相近”(见《福建文博》1990年2期)。
 
  “武夷山道教第十六洞天”,据《异仙录》说:始皇二年有神仙降于此山,自称武夷君,统录群仙。山因此而得名。《武夷山志》载:唐天宝(742-756年)该山始建道教宫观天宝殿。南唐元宗李景为其弟入道修持,将天宝殿移建,改名会仙观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(1009年)增修屋宇三百余间,赐额‘冲佑诏广观’,冲佑观成为当时有名道观。明神宗万历三十年(1602年),诏赐《道藏》给冲佑观,以广其传。武夷山疲乏教宫观在历史上有九十九观的说法……南宋著名道士白玉蟾曾修炼于武夷山,结茅庵于驻云堂,并重建止止庵,任住持。武夷山道教,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”(见《道教辞典》)。
 
  自南唐李良佐入山修道以来,道人接踵而来,相继在武夷山的幔亭、虎啸、止止、水帘、碧霄、复古、天心、马头、莲花、神通、接笋等处结庐、造舍、立靖、建庵、筑观、蔚为大观,武夷宫的道观,“唐宋以来,历代都有赐田,计达一万一千多亩”。“宋元符元年(公元1098年),曾因京师大旱,‘祈雨有亩’,一次赐钱八十万”,“到宋代,武夷宫已扩建成为一组堂皇宏丽的宫观建筑群,曾有‘名山巨构’之称”。
 
  武夷山修身炼形的道士多功能随山、龙门两派,均为“全真道支派”,以“清心寡欲为修道之本,以为一念无生即自由,心头无物即仙佛”,以后“使教义由偏重丹法清修而转向以严持戒律为主,成为全真道的又一演变”。特别是全真道南宗第五祖白玉蟾在武夷山修道多年,他在道教“内丹”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,在气功成成就方面闻名于世界武林。
 
 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“琴书四十年,几做山中客”,道教师友和道教文化对他的理学成熟是有积极影响的,“朱熹吸收佛、道二教的形而上学、宇宙观,弥补了古代儒家只讲形而上学、人生观的不足”(见蔡尚思《朱熹思想的来源核心和评价》)。朱熹本人也在《大隐屏》一诗中说:“……苍然大隐屏,林端耸孤标。下有云一壑,仙人久相招。授我黄素书,赠我双琼瑶……”,诗中所说的“仙人”即是道士,“黄素书”即是道经、道藏之类的书籍。
 
  看来,武夷山道教和武夷山道教文化不论在道教史上还是特殊意义的评从。
 
  据1942年《崇安县新志》记载,全县可查的道教徒300余人,可考的道教宫、观、堂、庵48座。
 
  目前,武夷山市全境佛、道庙观约180多座,绝大多数为民间宗教型式,居家食素为多,佛道不分,亦无笃实信仰,尚不宜也不必一一分辨。
 
  无非议,确属道教堂、观者有四处:武夷景区内的开源堂、洋庄乡四渡村万峰观、崇成镇溪东村关帝庙、星村镇台坪葛仙庙。
 
  近年落实宗教政策,核查道观房产归还道门,由道门管理。
 
  1990年重新开放了武夷山风景区开源堂道观,政府资助,修葺一新,并充实了三名中国道教学院修业生,复兴景象欣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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